把工业的原则用于农业，为什么注定是行不通的？ | 经典重读
文章来源：《小是美好的》
作者：E.F.舒马赫
【导语】人们对社会进化有一种惯常的幻觉：从低级到高级，从落后到进步，从贫困到富裕，等等，总之，未来是一个无限增长的过程。七十年代初的一本畅销书、西方环境运动早期代表作之一《小是美好的》从经济学的角度对这种幻觉泼了一盆冷水。作者E.F.舒马赫认为以技术开发与大自然开发为基础的发展有它的极限界域，应当把重点从商品转移到人，“人是一切财富的首要和最终的源泉”；否则，人将受到惩罚：技术会从解放人的体力走向它的反面，而大自然的失衡更会使人丧失赖以生存的基本资源。
E.F.舒马赫（1911-1977）是英籍德国人，作为大学教师，也从事过商业、农业活动，后长期在英国政府部门担任经济顾问，担任过英国土壤学会的理事长等职。
《小是美好的》书摘 | 土地的妥当使用
（摘自本书第七章后半部分）
在我们时代，对土壤的最大危险，是城里人决定把工业原则应用到农业上所造成的。结果不仅是农业，连整个文明都势如危卵。
作为这种倾向的代表再没有比西科·L.曼肖尔特博士更典型的了。他作为欧洲经济共同体的副主席，提出了一个欧洲农业的曼肖尔特计划。他认为，农民是“一个仍未领会社会迅速变革的集团。”他们中大多数应当脱离耕作，成为城市里的工业劳动力，因为工厂工人、建筑工地上的人以及从事管理工作的人已经享受每周五天的工作日和每年两周假日。很快他们可能享受每周四天工作日和每年四周假日。而农民却注定要每周劳动七天，因为还没有发明工作五天的奶牛，所以他完全没有假日。所以曼肖尔特计划的意图就是“尽人力所能及地加快实现将许多小型的家庭农场并到像工厂那样经营的大型农业单位中去，并且以最大的速度养活共同体的农业人口。为此，将提供援助使年老与年轻的农民能够脱离农业。”
在讨论曼肖尔特计划时，一般把农业称为欧洲“工业”之一。这就出现一个问题，即：农业究竟在实际上是一门工业呢，还是它可能是一种根本不同的东西？毫不奇怪，由于它是一个抽象推理（即超经济）的问题，它从来没被经济学家提出过。
农业的基本“原则”在于，它是活的生命物质打交道。农产品是生命过程的结果，而农业的生产手段是活的土壤。一立方厘米的肥沃土壤含有亿万个活的有机体，要彻底探索这些有机体远非人的能力所及。相反，现代工业的基本“原则”是只与人设计出来的生产过程打交道，而生产过程只有应用在人设计的无生命的物质上时才能可靠地运转。工业的理想是取消活的物质。人造材料胜过天然材料，因为我们能按一定的大小制造它们并应用准确的质量控制。机器工作起来，比人这种有生命的物质更加可靠，更加可以预测。工业的理想是取消活的因素，甚至包括取消人的因素，而把生产过程转交给机器。阿尔弗雷德·诺思·惠斯赫德将生命定义为“向宇宙重复性的机械方式进攻”。我们也可以将现代工业定义为“向包括人在内的自然生态的不可预测性、不准时性、普遍的不稳定性与固执性进攻”。
换句话说，毫无疑问农业与工业的基本“原则”远不是相容的，而是对立的。实际生活就是由对立面的矛盾所引起的紧张关系组成，每个对立面都是必要的，正像没有死，生也就没有意义，所以没有工业，农业也就没有意义。然而，确切不移的一点是农业是第一位的，而工业是第二位的。这就是说没有工业，人类生活能够继续，而没有农业人类生活就不能继续。然而，人类生活达到了文明的高度就需要两个原则平衡，当人们不了解农业与工业的本质区别（区别之大犹如生与死），而企图把农业当作另外一种工业来处理时，这种平衡不可避免地遭到破坏。
我们当然很熟悉以下这个说法，一群国际知名的专家曾在《欧洲农业的未来》一书中简明扼要地提出来的：
“世界不同地区，根据气候、土质以及劳动成本的不同，在生产特定的产品方面的优势大不相同。每个国家都会从劳动分工中得益，因为劳动分工使它们能够集中在它们最高产的一些农业作业上。这将使农业的收入提高，使整个经济特别是工业的成本降低。找不到任何基本理由要实行农业保护主义。”
如果事情是这样，就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农业保护主义在历史上是规律而不是例外。为什么多数国家在多数时间内不愿从如此简单的行动方针中获取这种极好的报酬呢？恰恰是因为除了提供收入和降低成本以外，在“农业作业”中包含着更多的东西：它包含着人类与自然的整个关系，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人类的健康、快乐、和谐，以及居住地的美好，如果专家们的考虑中忽略了所有这些东西，那也就忽略了人类本身——尽管我们的专家事后又似乎想到把人类列进去，主张社会应当为其政策的“社会后果”付出代价。专家们认为，曼肖尔特计划“代表一种大胆的首创精神。它根植于这样一条基本原则：只有加速削减农业人口，并让农场规模迅速达到经济上可行的规模，农业收入才能保持。”或者认为“至少欧洲的农业是面向粮食生产的……众所周知，食物随实际收入的增长而增长的速度较慢。这就造成农业方面获得的总收入同工业所得的收入相比增长得较慢；只有从事农业的人数下降的速度足够快时，才有可能使每人收入的增长速度保持相等。”……“看来必然得出如下结论：在其他先进国家通常存在的情况下，只要现在三分之一的农民，社会就能满足它自己的粮食需要。”
如果我们像专家们一样采取赤裸裸的实利主义的哲学立场，就不会诧异于这些见解了。对于实利主义来说，金钱成本和金钱收入是衡量与决定人类行动的主要准则，而现实世界除了作为一个待开发的采石场以外别无意义。
然而，用更加深远的眼光来看，土地是无价之宝，“修整与保护”这一无价之宝乃是人类的任务与幸福。我们可以说，人类的土地管理必须主要针对三个目标——健康、美好与持久。然后几乎作为一种副产品将实现第四个目标——生产率（专家们所唯一同意的）。赤裸裸的实利主义观点认为农业“主要是谋求粮食生产”。从更长远的观点看农业至少要完成三项任务：
——使人类与现实自然界保持联系，在自然界中，人是而且始终是十分脆弱的部分；
——使人类较广阔的居住地成为具有人情味道的高尚场所；
——提供正当生活所需要的食物与其它原料。
如果一种文明只承认这些任务中的第三项任务，而且如此冷酷地、暴力地来贯彻这项任务，以致其它两项任务不仅受到忽视而且一贯受到冲击，我不相信这种文明会有长期生存的任何可能。
今天，我们对从事农业的人口比重下降到了很低水平而且在继续下降的情况实际上是感到自豪。英国生产大约60%它所需要的食物，而只有3%劳动人口在农场劳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在农业方面仍拥有全国劳动者的27%，二战结束时为14%；1971年估计：只有4.4%。从事农业劳动者比重的这种下降，一般与农民大量脱离农田及城市的发展是联系在一起的。然而，在此同时，用刘易斯·赫伯的话来说：
“从心理学、经济学和生物学的角度来看，城市生活正在崩溃。数以百万计的人民用他们双脚投票证实这种崩溃，他们收拾起行李，断然离去。即使他们没有能够割断与城市的联系，至少他们已经作了尝试。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这种努力是意义深远的。”
赫伯先生说，在现代的大城镇里，城市居民比他们的祖先在农村还要与世隔绝：“现代城市里，城里人成为无名小卒、社会原子化以及精神孤立的程度在人类史上实际上是空前的。”
那么，城里人怎么办呢？他设法搬到郊外去住，成为每天往来城市的人。因为农村的文化已经崩溃，农村人正在背井离乡；因为城市生活正在崩溃，城里人正在逃离城市。按照曼肖尔特博士的说法，“没有人担负得起不按经济行事的奢侈”，其结果是除了非常富有的人以外，对几乎所有人来说任何地方的生活都会变得无法忍受。
我同意赫伯先生的意见：“人与自然世界重新和好已经不只是合乎需要，而且是必要的”，而且这不能靠旅游、观光或者其它业余活动来实现，而只能靠按照同上面所引的曼肖尔特博士建议与专家们所支持、方向恰好相反的、改变农业结构来实现：不是去寻找加速农村外流的手段，而是应当寻找重建农村文化的手段，开拓土地为更多人（不论是全职还是半职）提供有收益的职业，把我们在土地上的一切活动集中到健康、美好与持久三个理想上。
大规模机械化与大量使用化学肥料所造成的（并且普遍认为是合理的）农业社会结构，使人与现实的自然界不可能保持真正的接触；其实这种农业社会结构支持暴力、疏离与环境破坏等一切最危险的现代倾向。健康、美好与持久甚至不是体面的讨论课题，而这也是忽视人类价值（意味着忽视人）的又一个例证，这种情况是盲目崇拜经济主义的必然结果。
如果“美好就是真理的光辉”，那么，除非农业忠实地、努力不懈地坚持自然与生命过程所揭示的真理，否则农业就不能完成它的第二项任务——使人类较广阔的居住地成为有人情味的高尚场所。自然过程揭示的一条真理是报酬递减率；另一条是多样化——相对于任何一种单一文化而言；另一条是分散化，使即使长途运输划不来的十分低劣的资源也能找到用途。在这方面，事物的趋势与专家的建议又恰好是朝着相反方向——朝着农业的工业化与非人性化，朝着集中化、专门化以及为节省劳动力而不惜原材料的浪费。其结果，人类较广大的居住地远远没有因为人类的农业活动成为具有人情味的高尚场所，而是变得千篇一律的沉闷，甚至退化成丑恶的场所。
所有这一切正在进行是因为作为生产者的人担负不起“不按经济行事的奢侈”，因此不能生产作为消费者的人最最想望的健康、美好与持久之类必要的“奢侈品”。生产这类“奢侈品”代价太大；而且我们越是富有，越是担负不起。根据前面提到的专家们的计算，在欧洲六国经济共同体内，支持农业的“负担”总共“将近国民生产总值的3%”，他们认为这个数目“远不是区区小数”。由于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率超过3%，人们可能认为这种“负担”可以毫不困难地承担下来；但是专家们指出，“国家资源大都用在个人消费、投资与公用事业上……。使用如此大量的资源来扶持正在衰退的产业，不论是工业还是农业，共同体就是放弃了在其他领域里进行……必要改进的机会”。
没有比这再明白的了：如果农业不合算，它就只是一个“正在衰退的产业”，何必要扶持它呢？关于田地，并不存在什么“必要的改进”，但就农民的收入而言，如果农民人数少些，倒是可以加以改进的。这就是脱离大自然的城里人的哲学，他宣传自己的重点标准，用经济术语作辩解，说我们“担负”不起任何其他标准。其实，任何社会都担负得起照看好自己的田地，使它保持永久的健康与美好。技术上没有任何困难，也并不缺少有关的知识。如果问题是与优先权有关时，就无须征询经济专家的意见。我们太了解今日的生态学，以致不能原谅当前在土地管理、动物管理、食物储存、加工以及轻率的城市化方面正在发生的许多弊端。如果我们容忍这些弊端，这不是由贫困的理由让我们无力制止它们；而是由于这样一个事实，即作为一个社会，我们没有相信超经济价值的坚实基础，而如果没有这种信念，经济计算就取而代之。这是完全不可避免的。怎么可以不是这样呢？据说，自然厌恶真空，现有的“精神空间”不是充塞高尚的动机，就必然充塞某些低下的动机，充塞被经济学计算合理化了的渺小的处世观。
我不怀疑，对待土地、动物这种冷酷无情的态度是许多别的态度的反映，而且是互相联系的。例如，创造迅速变化的狂热与对技术上、组织上、化学、生物等新奇事物的迷恋。对它们的长期后果尚未弄清以前就坚持应用。
在我们如何对待土地的简单问题上，涉及到仅次于我们最宝贵资源——人以及我们整个生活方式的问题，在我们有关土地的政策真正改变以前，要有大量的哲学变革（即使不能说宗教变革）。这不是我们能担负什么的问题，而是我们选择把钱花在什么上面的问题。如果我们能够重新慷慨地承认超经济价值，那么我们的风景就会重新变得秀丽而美好，而我们的人民重新得到人类的尊严，人类知道自己高于动物，但也绝不会忘掉道德上应尽的义务。
（文中图片来自Amazon, Pixab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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